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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t(钱包)(www.caibao.it):刘诗平读《三升斋随笔》:在敦煌和长安发现天下

admin2021-02-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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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与追念》《学理与学谊》《三升斋随笔》

荣新江先生的新著《三升斋随笔》于2020年6月由凤凰出书社作为“凤凰枝文丛”出书,收录作者在中外关系史、西域史、敦煌学、吐鲁番学、中国中古史五个领域的文章三十一篇。

多年来,荣先生在这些领域勤耕不辍,【功效丰硕】。这部新著是荣先生构建中的学术大厦的一部门,从差别偏向继续推进着他的整体研究,同时有着更多治学方式和学术理念的阐释。不仅如此,书中还泛起了一位学术领军者百炼成钢的点滴,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的生长、中外学术交流的演进。因此,与荣先生出书的《学理与学谊》(中华书局,2018年6月)和《从学与追念》(中华书局,2020年9月)一样,这部著作既有学术史的意义,也有方式论的启示。

一、起步与精进

三升斋的由来,荣先生在序中说:“上大学一、二年级时,听王利器先生来北京大学讲《汉书·食货志》,其中有‘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损亦如之’,颇觉用以对比治学,也十分合适,于是斗胆给自己起个斋号,名曰‘三升斋’。实在那时住在北大38楼202室,八人同学,那里有斋!我处上铺,只有一张床而已。不外这句话的后半,正是我着意所取,以此来鼓动自己。由于 78级中国史这个班,岁数差距在一轮以上,而所积累的知识,也有天壤之别,我只得暗下决心,以勤补拙。”

1978年,是高考恢复后许多大学和一些专业的首届招生。十多年来积淀的各路精英通过高考踏进大学校园,因此泛起了“岁数差距在一轮以上”{的同班同学}。日后称雄史坛的李孝聪、邓小南、王小甫、阎步克等人,都与荣新江同班。本书第一篇文章《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两种简介》中提到的李孝聪先生,大荣先生十三岁。邓小南、王小甫和阎步克先生也划分大荣先生十岁、八岁和六岁。岁数相差一轮,积累的知识也有天壤之别,让从中学甫一结业即跨入北大之门的荣新江“暗下决心,以勤补拙”,最先了学术的起步。

从那时起,勤勉治学成为荣先生人生的唯一门路与坚持。1979年,“敦煌文书研究”课程首次泛起在了北大历史系课程表上,由王永兴和张广达两位先生解说。此时,在季羡林、周一良、宿白、王永兴、张广达等先生推动下,在历史系主任邓广铭先生支持下,北大逐渐形成一个敦煌学研究的圈子。北大图书馆专门给了一间研究室,把五百多种中外文敦煌学图书和英藏、法藏及北图藏敦煌文书的缩微胶卷搬到研究室里供人人使用(138-143页)。那时英藏、法藏、北图藏敦煌文书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广为出书,只能用手摇的缩微胶卷阅读机阅览照片。荣先生参照《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前后摇了三遍,打下了敦煌研究的扎实基础。

1982年,北大中古史中央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由中华书局出书,这是“文革”后北大研究敦煌学功效的首次集中展现,荣先生在论集上揭晓了自己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他在《从“手抄本”到彩版精装——中华书局与我的敦煌学之旅》中写道:“对于我这个78级的本科生来说,借着与张广达先生合撰的《关于唐末宋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得以忝列其间,无比荣光。这是我生平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由此它把我规范到敦煌学、西域史的专业领域当中。”(138-143页)

1984年9月,凭据互助培育研究生的设计,荣先生前往荷兰莱顿大学学习,师从那时欧洲最富盛名『的汉学家许』理和教授。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主要、最享受的一段念书生涯。当做足了观察欧洲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准备后,1985年4-6月,他独自从荷兰出发,走访伦敦、巴黎、柏林、不来梅、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等地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珍藏单元,造访剑桥大学贝利、汉堡大学恩默瑞克等名家,掀起了国际学术殿堂的一扇扇门扉,通过了欧洲汉学界的一场场学术“鸿门宴”考试。回国后,通过北大硕士论文答辩,结业留校进入中古史中央事情,正式开启学术人生。

辛勤耕作、广种博采,荣先生的学术领域日益拓宽,学术水平日益精进,学术功效日益厚实。

二、美谈与佳例

1983年2月,哈佛大学杨联升教授收到了北大宿白教授寄来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书评可以媲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周一良语)的杨联升,随即撰写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其中,论及张、荣合撰论文时说:“荣新江君是北大历史系本科生,与广达先生师生互助,不只可为美谈,也希望可为佳例。”

三十七年已往,张、荣合撰论文不仅成为“美谈”,学术的薪火相传更已成为“佳例”。

《三升斋随笔》中收录了两篇作者为恩师著作撰写的书评,即《考证与义理的相互为用——张广达先生〈文本、图像与文化撒播〉读后》和《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性灵——张师广达先生〈文书、文籍与西域史地〉读后》。这是笔者所见对张先生这两本论著的最深入的剖析之作,尤其是后者,饱含深情地先容了张先生的人生史和一些文章的学术史,彰显了这位历史学家的史才、史学、史识和史德。

(荣新江编辑的)张广达先生著作三种

碎叶的考证,是学术史上的经典案例:张先生在“文革”竣事最先学术新生后所写的《碎叶城今地考》,针对那时史学权威郭沫若、范文澜等提出的西域两碎叶说(一在中亚,一在焉耆),遍检史籍,说明焉耆之地无碎叶,然后依据汉籍和阿拉伯、波斯文穆斯林地理文献有关碎叶城的纪录,确证托克玛克西南八至十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废城为碎叶城遗址(102-103页)。同时,碎叶虽被清扫在焉耆之外,但张先生与回鹘文【专家】耿世民先生合撰《唆里迷考》,周详考证,把一个没有定位的西域地名——“唆里迷”考证在了焉耆。

碎叶城遗址(荣新江摄)

随后,荣先生接手从碎叶最先的学术“侦破”。受《唆里迷考》启发,他论证了“焉耆”变名为“唆里迷”的缘故原由: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主力随庞特勤到达焉耆区域,断绝了汉代以来龙姓的焉耆王国,迫使原焉耆人东迁伊州、沙州、肃州、甘州等地,酿成“龙家”,新到的回鹘人给焉耆以新的名称,于是有了“唆里迷”一名(《龙家考》)。

由碎叶引发的学术接力,留下了一段学术美谈;而他们相继访学荷兰的一段美谈,则开启了更长时间的学术接力。

1981年,张广达先生前往荷兰,举行为期八个月的学术接见。时代,张先生既取则于先贤向达、{王重民等先生},只管搜集资料,看稀见图书,翻拍英法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同时又尽可能多地接触外洋偕行,领会他们的治学路数,考察现代西方学术生长局势,作为研究历史不脱离理论和现状的参照系(张广达《我和隋唐、中亚史研究》)。

三年后,荣先生来到荷兰访学十个月,在张先生指导下,最后对欧洲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举行了较为彻底的观察,厥后扩大到苏联(俄罗斯)和日本等国,成为海内第一个遍览英、法、德、俄、日五大外洋敦煌吐鲁番文献珍藏地的学者。

经由多年的学术积累,荣先生第一本中外关系史论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年)面世。这本赢得了国际学界普遍赞誉的著作,除学术孝敬之外,荣先生的后记和张先生的序言还展示了一段学术薪火相传的故事。荣先生在后记中深情地回忆:“他(张先生)以差别的形式为我打开一扇扇学术的门扉,从北大课堂的讲坛,到塔里木盆地的考察路上,从季羡林先生的‘西域研究念书班’,到巴黎国立图书馆前的小花园,话题从唐朝、敦煌、于阗,一直到遥远的西方。”张先生在序中则欣慰地写道:“新江借助于整理文书和古籍的深挚功力、学术上的开阔视野,在追踪既往,唤起废墟遗址中酣睡的文化的性灵,再现中古中国与西亚伊朗之间湮没已久的文化联系上做出了精彩的成就。”

而被杨联升教授称为“美谈”的张、荣合撰于阗史论文,与两人合撰的其他九篇论文一道,以《于阗史丛考》一书在1993年出书(这对荣先生来说,也是他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纯学术著作)。这部被学界誉为“站在国际学术潮水的前沿之作”,确立了唐宋时期于阗的王统世系,解决了和田与敦煌出土于阗文和华文文书的年月问题。对此,饶宗颐先生在《〈于阗史丛考〉序》中指出,本书“原原本本,殚见洽闻,为释教史增入若干新叶,填补了许多空缺,一直于阗文质料被视为畏途,通过两位教授的探索,《死文字给弄活》了”。

为了把于阗文“《死文字给弄活》”、让于阗的历史复生,两位先生战胜种种难题,在上世纪八十年月多次前往和田,同时遍访流失外洋文献资料,与哈密顿、熊本裕等名家往复论辩,研究课题渐次睁开。张先生去国后,师生的互助研究在艰难的条件下依然没有住手,并在2008年出书了《于阗史丛考》增订本。

三、学术源与流

荣先生耕作的学术领域众多、学术之源渊博。中外关系史、西域史、敦煌学和吐鲁番学,都直接涉及众多胡语文书和一些“死文字”、涉及多种文明的融会与汇聚。敦煌新疆等地的种种胡语文书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捆载而去,解读胡语文书的语言学人人也多出自欧洲,同时日本的学术研究积累深挚。因此,荣先生的学术之源,除了乾嘉考证学、西北舆地学等中国传统学术之外,另有欧洲的东方学(汉学)和日本的中国学。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之时,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主干教师汇入北京大学,三校合一之后的北大历史系极一时之盛。三十年后,北大中古史中央获批成立时,有邓广铭、周一良、宿白、田余庆、王永兴、张广达等学术主干,邓广铭、宿白、田余庆为院系调整前的北大教授,周一良教授由清华合并而来,从外地调入的王永兴先生曾经担任过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张广达先生则是就学于燕京和北大、并有家学渊源的中亚史【专家】。这些中古史领域的顶尖学者,给了荣先生一个极好的学术环境。

与此同时,邓广铭先生广延校外名家前来讲学,其中荣先生的“三升斋”之名即是听了王利器先生的课之后所取。课堂之外,是更广漠的课堂。邓广铭、周一良等老先生不时给学生们讲述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学术先辈的故事,这些学术先辈正是民国时期西学和国学兼通的一代学人,薪火在学林掌故中通报。张广达先生更是带着他四处拜师学艺:加入季羡林先生主持的“西域研究念书班”;跟王尧先生上古藏语课和攻读敦煌藏文文书;成为中国伊朗学开拓者叶奕良麾下的伊朗学研究成员……

欧洲方面,从访学莱顿大学时起,荣先生连续与欧洲学界交流,不停拓展自己的眼界和知识。他曾述及在伦敦的听课履历:“1991年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旁听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讲粟特文、于阗文的课,那时课堂里除了他就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学生,一个是我在旁听。”

邻国日本,荣先生正是在“{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靠山下步入学坛的。京都大学藤枝晃教授的归义军研究和敦煌写本学研究,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等,都是中国敦煌学者的案头之书。无论在日本,照样在北京,荣先生与日本敦煌学界的领军人物都多有往来。在京都,与藤枝晃一道观光京都国立博物馆、藤井有邻馆等珍藏的敦煌吐鲁番写本。在北京,池田温先生回忆1992-1993年在京生涯时写道:“在北大的同伙中,来往最为亲切的,年长的有周一良教授,年轻者有荣新江氏,常受到他们二人的格外通知。”(《眷念王永兴教授》)

荣新江与藤枝晃在藤井有邻馆攀谈,池田温摄影中

当今甚为蓬勃的美国中国学与【功效丰硕】的俄罗斯(苏联)中亚史研究,同样给予荣先生厚实的学术养分。前者如与“伟大的粟特学家”、俄罗斯学者马尔沙克的七次学术聚会,后者如1996-1998年由北大中古史中央与耶鲁大学历史系互助开展“重聚高昌宝藏”研究。

从这些片断的征引中,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学术、西欧东方学(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积淀下的种种,给荣先生以滋养。正是这些渊博的学术之源,形成了荣先生著作中的国际视野与中国底色。以中国历史、中原王朝为基,在“通识”(具备天下性的眼光)中求新,使他能娴熟地应用其研究领域的种种新旧史料及差别语言的中外研究功效,同时作出甄别,找出新角度、提出新问题,写出一部部具有国际视野又驻足本土的著作。

四、国际视野与中国底色

本书“中外关系史”板块收文七篇,除随笔《创作应体现丝绸之路的内在》之外,其他六篇都是书评。

差别学术源流的中西文化影响,不仅体现在荣先生的论文中,也以西方学术书评和中国学术随笔的形式体现在《三升斋随笔》里。他在本书的序中说:“西方学术的‘书评’传统和中国学术的‘随笔’习惯,对我都有很深的影响。”

在荣先生看来,好的书评是一座通向广漠的学术天下的桥梁,也是一种与天下接轨的学术规范。

《中国学术的外洋孝敬》是读《【近代外洋汉学名著丛刊】》撰写的书评。这套丛刊共六十三种,专收民国时期翻译出书而1949年以后没有重印过的外洋汉学名著。荣先生写道:中国在大清王朝统治下,学者仍然恪守传统的经史之学而皓首穷经的时刻,西方学术已经步入现代科学殿堂,早已最先分门别类地研究哲学、文学、历史、语言、考古、民族等等学科,从理论到方式,都严谨科学地建立了本学科的学术系统。西方学者,随之而来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者,用这些新的理论和方式,把中国的种种学问也都纳入到新的学科系统中去研究,产生了一批系统深入叙述某一学科方面的汉学专著,<与中国>传统学术以古籍分经史子集写札记的著作截然差别(84-85页)。收入丛刊的藤田丰八、白鸟库吉等人的著作,与沙畹、伯希和等人的著作一道,给中国学者以刺激和启示,推动中国学者急起直追。

若是说,《丛刊》是将外洋汉学名著“引进来”,那么,耶鲁大学韩森教授编选的《丝绸之路研究论文精选集》,则是中国学者的学术名篇“走出去”。《选集》精选了西欧、中国、日本学者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论文二十九篇,多为领会和研究丝绸之路的经典之作。值得一提的是,《选集》选入了荣先生的四篇英文论文。此外,《选集》收录韩森撰《有关公元500-1000年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商业者粟特人的新著》,评述了两本叙述丝路上的粟特商人的新著,其中一本是荣著《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荣先生的研究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水平。

受先贤影响,荣先生始终与国际学界保持对话。他走在天下各地的历程,也是与各国学术最前沿的学者打交道的历程。对海内外最新功效的跟踪和对国际学术动向的了如指掌,使他始终保持着宽阔的国际视野。在荣先生这里,学问只有一种,没有国际、海内之分。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盖今世治学以天下为局限,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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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出书十多年后,荣先生又相继出书《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2014年8月)、《丝绸之路与器械文化交流》(2015年8月),将中古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一方面是荣先生继续运用“二重证据法”,整合传世史籍、敦煌西域华文文书和胡语文书、出土墓志、石窟壁画、考古讲述等种种史料睁开研究;《一方面是虞弘》、安伽、史君等众多粟特首领的墓葬在世纪之交相继出土,为研究者提供了亘古未有的文献和图像新资料,国际间的学术对话热烈睁开,使得荣先生等中国学者的粟特研究走在了天下的最前线。

荣先生一部部兼有国际视野和中国底色的著作降生,还在于他始终未曾遗忘田余庆先生提醒于他的做学问时“一只脚要跨出去,一只脚要驻足中原”。不仅一手研究隋唐史,一手研究中外关系史、西域史和敦煌吐鲁番文书,而且在研究后者时,不脱离中原文籍、制度和文化,把中外学术买通,与天下学术共振。

五、西域与域外

“西域史”「板块收文四」篇。多元文化汇聚和物质交流频仍的西域,正如张广达先生所说值得学人像法国年鉴学派费尔南·布劳代尔处置地中海天下那样,认真架构一番,睁开综合性研究。然而,研究西域的难题远在研究地中海区域之上,由于过往的质料“不足以组成‘史实束’或‘系列性资料’”,难以理出史事经纬。幸运的是,陆续出土的汉语和胡语文书及考古新发现,不停充实着被湮灭在历史时空中的诸多文明片断;连续推进的学术研究功效,不停厚实着生涯在这里的古代族群的历史细节。

《西域发现的华文文书及其价值》一文是荣先生有感而写。有时出土的一个异常不起眼的废纸片,可能就是一个小学生写的《兰亭序》习字残片,人们并不知道它的价值,也就不把它当回事,但在荣先生看来却意义特殊:“《兰亭序》是唐太宗稀奇喜欢的书法,传说原本放在昭陵里。宫廷摹本撒播出来以后,用作小学生习字的母本。我们今天看到,不仅在敦煌,甚至在于阗都有小孩摹仿《兰亭序》。中原文化传播到这么遥远的西域边陲,意义异常重大。”(126-130页)

从一件新发现的破碎文书中获取到的历史信息,给唐代西域恢复了书声琅琅的生涯图景。一个加倍广漠的未来是:新疆区域近年来考古不时有新的发现;更多华文文书和胡语文书在解读和研究获得希望的同时,不停有新的文书被发现和出土;伊斯兰时代的丝路研究和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探险家的中亚考察流动,仍然有大量的历史信息隐藏其中有待揭秘。

《增强西域区域的丝绸之路研究》一文指出:西域丝路研究在五个方面依然有伟大的提升空间(121-125页)。稀奇值得提及的是,荣先生提出除了增强新《疆境》内佛寺、石窟自己的研究之外,还应把目光聚焦于境外:“考古、美术史事情者应当借助‘一带一起’的东风,沿着丝绸之路向外舒展自己的学术领域,把对于境外中亚区域的考古观察和挖掘列上日程,把对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境内的释教遗址,甚至琐罗亚斯德教、景教遗址的考古观察作为起劲的偏向。凭据我们近年来对中亚一些遗址,如阿克贝希姆(碎叶)、片吉肯特等遗址的考察,当地学者很希望与中国学者互助挖掘,这项事情的希望,是我们对丝绸之路研究的拓展,对于新疆古代释教、景教遗址的进一步研究,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122-123页)

就丝路研究而言,改革开放前,中国学者很少涉足中亚和西亚等域外丝路之地,外国学者也很少到中国敦煌新疆等地考察。中国改革开放后,日本和西欧学者纷纷来到敦煌新疆等中国境内丝路沿线;苏联解体后,中亚区域开放,西方的考察队纷纷前往,同时像马尔沙克那样的中亚考古学家被约请至西欧讲学、揭晓文章,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刊物大量刊载苏联中亚考古动态与研究功效,但中国学者依然很少涉足境外丝路沿线。 在这样的靠[山下,同样是研究丝绸之路,中国学者多集中于中国境内,西欧和日本学者的视野则加倍广漠。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学者才越来越多地行走在了境外丝路上。荣先生作为其中一员,越过帕米尔高原,走到了古代的撒马尔罕、波斯和马可波罗的田园,与国外学者睁开了频仍的交流与互助。

荣新江等考察马可波罗的阿萨辛古堡

六、爱国主义与天下主义

“敦煌学”板块收文七篇,主要涉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敦煌学的生长及未来。

荣先生在《从〈讲座敦煌〉到〈敦煌讲座〉》一文中写道: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月曾出书过九本一套的《讲座敦煌》丛书,主要以差别种别的文献为基础,对敦煌学的质料做了通论性的论述。现在三十年已往了,各国珍藏的敦煌文献资料基本刊布于世,敦煌石窟的图像之类也对照容易见到了。因此,我们编纂的《敦煌讲座》书系,力争区别于传统的敦煌文献研究,希望以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从文献到历史,从文献到艺术,从文献到各个领域,把敦煌文献与历史、艺术等学科中的某个专题连系,把敦煌学的基础知识用新的方式、新的脉络串联起来,用新的视角来论述敦煌学的各个方面(161页)。

从日本出书《讲座敦煌》丛书,到中国出书《敦煌讲座》书系,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敦煌学生长变化的写照,也是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研究现状的体现。在这个历程中,为《敦煌讲座》书系撰写总序的荣先生,也逐渐成为“国际敦煌学的领军者”(池田温语)。

从《讲座敦煌》到《敦煌讲座》,我们也看到了荣先生那代学人在敦煌学研究历程中体现出的爱国主义与天下主义。谈及上世纪八十年月中国敦煌学的快速生长,荣先生说:“在‘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招呼下,在传说日本学者扬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刺激下,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更是把迎头遇上,以夺回敦煌学研究中央为己任,迸发出极大的能量,日以继夜,焚膏继晷,刻苦钻研,起劲追赶。”(177-178页)

相传为藤枝晃所说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在那时的中国敦煌学界影响伟大,它促进了中国敦煌学的迅猛生长,也在某种水平上阻碍了中日两国敦煌学界某些领域的来往,《阻碍了中国学者吸收他》人的甜头。1988年,在听说藤枝晃要来北京加入敦煌学术会议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稀奇提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天下”的口号,来取消中日两国学者间的隔膜。因此,荣先生强调,应当一定爱国主义对中国敦煌学研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也应当小心过激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

荣先生说:“我坚持以为敦煌学是一门天下性的学术,敦煌学需要一种天下主义的精神,中国的敦煌学需要具有一种胸怀宽阔的国际视野,而不应抱有一种狭隘的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对于当前的中国敦煌学界来讲,只有拓展领域,思考问题,相同中外,才气既不负中原之国宝,又能襄进天下之学术。”

1998年7月,日本敦煌学领军人物藤枝晃去世。荣先生在《藤枝晃教授与敦煌学研究》中写道:“在藤枝晃先生研究的领域,中国敦煌学者在敦煌历史研究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功效,但在‘写本学’方面还没有机遇和条件,从总体上遇上藤枝晃先生已经取得的成就。敦煌写本散在天下,敦煌学在天下,藤枝晃先生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敦煌学家。”

2007年,藤枝晃之后的日本敦煌学领军人物池田温著《敦煌文书的天下》在北京出书。荣先生所撰序言同样显示了他的天下主义精神:“对于中国的敦煌学界而言,现阶段的敦煌学,我们最需要的是国际视野。池田温先生就是富有国际视野的天下级的敦煌学家,信赖本书中文本的出书,将对于中国敦煌学的生长,对于中国敦煌学与国际学界的对话,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七、文献整理与历史研究

“吐鲁番学”版块收文四篇。荣先生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吐鲁番学正沿着敦煌学的乐成门路快速前行。吐鲁番学已悄然从敦煌学的后台走到前台,正在展现自己的真实面目。然而,吐鲁番学究竟比敦煌学起步晚,另有许多事情要做(208页)。

在敦煌学研究中树立了标杆的荣先生,在时下吐鲁番学研究中同样起着领军者的作用。荣先生指出,与传统学术主要依赖传世文献差别,吐鲁番学和敦煌学一样,其研究工具相当大的部门是出土文献,因此文献的宣布是研究的基础。“在最近三十年内,敦煌文献获得对照彻底的整理与刊布,吐鲁番文献还没有所有整理影印出书。”(299页)

荣先生不仅全力追踪观察海内外吐鲁番文献,而且与李肖、孟宪实先生一道主持了对1997-2006年间吐鲁番新获出土文献的整理,2008年出书了“印制和编纂方面到达现在海内外最好水平”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今后,荣先生所在的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央和旅顺博物馆、人大历史学院就旅博藏新疆出土文献睁开互助整理与研究,2020年终由中华书局出书了三十五巨册《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华文文献》。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华文文献》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首先是发现吐鲁番出土文书和文物,借此发现吐鲁番甚至更广漠的古代天下。荣先生在谈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学研究时「曾有过方式论」上的论述:敦煌吐鲁番文书都是被看成“文献”来整理的,整理成现在的“书籍”的样子,这往往把人们误导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是一个“文献学”的研究。因此,他多年来一直呼吁要“从文献到历史”,把敦煌吐鲁番文献活用起来,做历史学的动态研究。

打开《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细读《〈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编撰感言》,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历程,可谓“从文献到历史”的一个经典案例。整理小组不仅完成了一份优异的文献整理答卷,而且透过残缺不全的文字,种种直接、间接的纪录和线索,将一张张残缺纸片拼接成为一个个鲜活的历史画面,追寻到了众多已经消逝在历史风尘之中的细节。譬如,荣先生行使新出土的一件“送使文书”,回复了一段五世纪下半叶以高昌(吐鲁番)为中央的丝路各国来往的历史画面。凭据“送使文书”提到高昌国送使时出人、出马的一连串城镇名,回复了一幅五世纪下半叶阚氏高昌王国的政区舆图。

八、固本与求新

本书最后一个版块——“中古史”「板块收文四」篇,集中于唐代。荣先生曾经强调,一门学问要生长,一方面要保持住已有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要不停更新,开拓新质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看法,缔造新理论。他在《〈唐研究〉的编辑目标及其旨趣》中,也曾谈到主编《唐研究》的编辑目标和选材尺度:其焦点的一点,就是“新”。因此,荣先生的唐研究自然也是以“新”示人。

一方出土墓志,摆在差别的学者眼前,看到的会是差别的历史场景。荣先生依附宽阔的国际视野,在扎牢传统文献的篱笆后,关注最新的学术动态和考古发现,梳理新出文书、图像及其他考古资料,融汇海内外最新研究功效,从大量散碎质料中发现历史的蛛丝马迹,进而追根溯源、严密论证,将一个个史书不见纪录的历史细节展现出来,有时读着像侦探小说,引人入胜。譬如,他行使1980年在西安发现的李素及其夫人卑失氏的墓志,首次回复了一个波斯家族入仕唐朝的完整画面。

在《漫谈隋唐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问题》一文中,荣先生用实例讲述了若何从一个碑志、一件文书,展现出一段久已湮没的史事,或回复出史书失载的制度。对于若何行使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石刻碑志等新出史料,荣先生的谜底是:研究者需要有问题意识,由于只有知道传统史料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所在,才气在新出史料中寻找可以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质料。新史料的价值是传统史料所陪衬出来的,只有熟悉了传统史料的优点和不足,凭据所研究问题的内在,才气发现新史料的价值(289、297页)。熟悉了基础史料之后,新出史料才可能运用自如,因而是在“固本”基础上的“求新”。

在对待传统史料和新出史料上,荣先生有着苏醒的熟悉,“传统的华文史料对丝绸之路的纪录并不完整,出土文献可以厚实我们的熟悉。”与此同时,“不由于新质料而张大其词”。正如他在《粟特人在中国》一书前言中所说:“不论是传统的文献质料,照样陆续发现的文书资料,最新的考古文物都有各自质料自己的局限性,必须清晰我们自己的局限,注重自己的方式,只管多地把林林总总的信息放到一起来研究。”

九、名家与期待

中古史版块中,有对《岑仲勉著作集》的书评。岑仲勉先生从中年步入史学领域后,整理考订隋唐史料,著作源源不停,1948年从史语所转入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先生也因’1952‘年院’校调整由岭南大学转入中大历史系,两位大师同在一系。对此,荣先生评论道:“陈寅恪和岑仲勉两位先生是无可置疑的‘中古史两位大师’(刘节语),对隋唐史孝敬尤多。两位大师的性格差别,治学方式和取向也不一样,陈寅恪先生为后人明白隋唐史提出了许多今人尚无法逾越的注释框架,岑仲勉先生则为后人研究隋唐史,整理了险些所有相关的隋唐史资料,同时也开启了隋唐文献研究的许多领域。”(264页)

三联书店出书的十四册《陈寅恪集》和中华书局出书的十五册《岑仲勉著作集》,都是荣先生的案头之书。对于岑仲勉先生,荣先生说自己从他整理考订隋唐史的种种史料中受到恩惠、从他的著作中吸取营养。

就唐史研究而言,长安是唐帝国的首都,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汇聚之都;敦煌位于帝国西陲,地处中西交通要道,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文化和商业中央。长安与敦煌、长安学与敦煌学,二十六年前荣先生在一面研究敦煌学、一面最先主编《唐研究》学术年刊时便萦绕于心。2003年,『荣先生主编』的《唐研究》第 九卷“长安:社会生涯空间与制度运作舞台”研究专辑出书。从学术史上来说,“最先了真正”意义上的“长安学”时代。2009年,《隋唐长安:性别、影象及其他》一书在香港三联书店出书,荣先生在序中写道:把这些在自己长长的已{刊}论著目录中异常不起眼的“长安学”论文集合起来,便于向隋唐史、“长安学”的学者讨教,更主要的是可以提醒和鼓动自己,现在,自己已经在为“长安学”大厦的制作垒上了一块砖,作为一个起点的标志,应当在这一领域继续添砖加瓦。

事实上,荣先生很早就计划写一本《从王府到寺观》的著作,运用一些理论,把长安作为一个大的场域,举行新史学研究。

《三升斋随笔》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期待〈史记〉三家注那样的传世之作》,荣先生写道:“一个时代应当有一个时代的孝敬,我们应当有《史记》三家注、《通鉴》胡注、《十三经注疏》《四库提要辨证》那样的精品和权威的古籍整理著作。”

一个时代应当有一个时代的孝敬。就唐史研究而言,也应当有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那样的精品和权威的唐史著作。就像西域史研究,应当有类似《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天下》那样的著作一样。

余英时先生以为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有“三变”,从“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到“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再到“心史”,这是陈先生在环境发生巨变之际的被动转移。“教外何妨有别传”的唐长孺先生的学术,也曾经发生变化,从前期的辽金元史转移至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倾注精神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这是自动的转移学术阵地,最后成为魏晋隋唐史“祭酒”(周一良、“田余庆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遭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荣先生的学术没有发生 这种自动或被动大跨[度的转移问题,而是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海内外学术环境中,不间断地随着学术需要而修建起一个个的学术阵地。他在姚崇新著《中古艺术宗教与西域历史论稿》一书的序中写道:“学术是个伟大的网络,许多看似无关的学问,实在中心都有网线相连。一个人的学问也是从点做起,然后从一个点向其他点延伸,若是你的功力到达了另一个点,你就能把两个差别点的学问领悟。这样一个点、一条线地不停领悟,不停扩大,就逐渐地构建起一个人的学问网络。”

自称“治学颇杂”的荣先生,实在是顺着学术的江河大海航行,谨守“家法”,脉络清晰。正如他在《三升斋随笔》序言中所说:“自上世纪 80年月初以来,笔耕不辍,虽然接纳广种薄收之法,治学颇杂,但作为‘文革’后入学而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谨守‘家法’,不敢随兴趣而动。”

从敦煌学起步,荣先生以敦煌和于阗为两翼修建学术阵地,继而进军吐鲁番、库车(龟兹),纵横于历史学家汤因比最希望选择为出生之地的西域,跋涉在漫长的古代丝绸之路上。与此同时,这位隋唐史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又重点驻扎隋唐帝国之首都长安,继续沿着陆上和海上丝路前往天下各地。森林里的巨树才是更高的大树,高原上的岑岭才是更高的山峰。从敦煌和长安出发,荣先生已经置身于宽阔的学术海洋,他所发现的,也必将是加倍广漠的学术天下。


学术是个伟大的网络,许多看似无关的学问,实在中心都有网线相连。一个人的学问也是从点做起,然后从一个点向其他点延伸,若是你的功力到达了另一个点,你就能把两个差别点的学问领悟。这样一个点、一条线地不停领悟,不停扩大,就逐渐地构建起一个人的学问网络。有的人会在一个网格中编织极其细密的子网络,有的人善于纵向地毗邻历史的脉络,有的人则更喜欢横向地架构器械文明间的链条,无论哪一种,都是从一个个体出发,去构建一个以他本人为中央的局域网,他对于这部门的学术孝敬,也就被凝聚在整个的学术网络中了。

网友评论

2条评论
  • 2021-02-13 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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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02-22 00:01:01

    《中国学术的外洋孝敬》是读《【近代外洋汉学名著丛刊】》撰写的书评。这套丛刊共六十三种,专收民国时期翻译出书而1949年以后没有重印过的外洋汉学名著。荣先生写道:中国在大清王朝统治下,学者仍然恪守传统的经史之学而皓首穷经的时刻,西方学术已经步入现代科学殿堂,早已最先分门别类地研究哲学、文学、历史、语言、考古、民族等等学科,从理论到方式,都严谨科学地建立了本学科的学术系统。西方学者,随之而来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者,用这些新的理论和方式,把中国的种种学问也都纳入到新的学科系统中去研究,产生了一批系统深入叙述某一学科方面的汉学专著,<与中国>传统学术以古籍分经史子集写札记的著作截然差别(84-85页)。收入丛刊的藤田丰八、白鸟库吉等人的著作,与沙畹、伯希和等人的著作一道,给中国学者以刺激和启示,推动中国学者急起直追。我也想写这么好的